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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605.com50 岁男子肠镜活检组织出现“子宫内膜间

更新时间:2021-07-21      

  病理切片的患者已经辗转于多个医院,但是病理科医生始终无法针对患者病情给出明确的诊断结果。

  当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病理科轮班的医生是薛卫成主任。当看到病理切片的那刻,他感到了似曾相识。但是当他查看病历,患者是一名 50 岁的男性,这又与他起初的判断不太一致。

  这份病理样本取自患者的肠粘膜组织。与正常生理组织不同的是,这份样本的部分组织中观察到了梭形细胞。

  由于间叶性肿瘤便是以梭形细胞为主,可发生在任何器官或组织,所以此前对患者进行诊断过程中,有些医生认为患者疑似出现了胃肠间质瘤。但是肠镜所见及其他检测却无法继续验证这一结论并给出确切的结果。

  薛卫成主任在观察病理样本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子宫内膜间质细胞 。但男性患者肠镜活检组织怎么可能表现出女性患者的组织特征?没有第一时间否认自己的判断,也没有盲从此前医生做出的推断,薛卫成主任选择了进一步通过技术手段排查以验证自身的猜测。最终,结果不出所料:这些梭形细胞表达雌激素受体和 CD10,因而可以被认定为是子宫内膜间质。

  也难怪此前的医生们虽然意识到了异常,但是并未往这个方向思考,因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薛卫成主任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样本经历了实验室污染。

  可能的污染来自于样本碎渣、实验用刀具、镊子等工具的污染等。尽管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并非意味着它不可能发生。大多数病理科医生可能经验不足,或者自动过滤了实验室污染这一现象发生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他们无法给出确切的诊断结果。

  实际上,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薛卫成主任,也并非时常经历这样的事件。在更长的时间里,一如其他病理科医生,他只是身居幕后。除了病理报告上的落款,外界通常很难注意到病理科医生们的存在。

  相比于需要时刻绷紧每一根神经的手术台,病理科的工作更像处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一名患者从进入医院到确诊癌症,可能会经历很多检查和分析。 但病理的诊断是所有诊断中最具客观性的诊断标准。 薛卫成主任这样说到。

  患者是否身患癌症,在临床上往往会出现一定表征,比如医生在给患者体检中触诊到的 肿块 。但是肿瘤是恶性还是良性,医生虽然可以根据自身经验进行猜测,却无法将其视为治疗依据,而是需要通过其他检查确认。诸如 B 超、CT、MRI 和 pet-CT 等检测,虽然也可以查看肿瘤的影像以及细胞代谢活跃度,进行类似推断,但是想要做出最终确认,仍旧需要进行如活体穿刺或胃镜活检等取得患者部分病变部位组织,进行病理检测。

  由医院病理科出具的病理报告,将对患者是否患有癌症等做出诊断结果。同时,在患者治疗过程中,病理科出具的报告还涉及预后指标的相关对比,以此判断诊疗效果。从患者的确诊到治疗,病理科出具的报告价值不言而喻。

  通常,薛卫成主任的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处理院内本身的病理样本;由于当前分级诊疗系统中,上级医院承担着解决下级医院问题的职能,所以他的另一部分工作是处理下级医院上转的病理样本。有时,当院内出现疑难病例时,他也会参与到专家会诊中。

  目前,他在线下主要在三个地方执业,包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北京京西肿瘤医院、美中爱瑞肿瘤医院。在线上,他也在好大夫在线平台执业。

  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他的工作主要是依靠自身专业知识为患者出具病理报告。大多数情形下,他不需要与患者进行当面沟通交流。但是在部分比较特殊的情形下,他也会与患者沟通,咨询患者病史及发病过程,更好地出具诊断报告。

  北京京西肿瘤医院本身是二级专科医院,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构建了医联体。在这里,他主要为转诊的患者出具病理报告。同时,也会接收一些外地患者邮递的不存在生物安全问题的病理切片,解决异地患者就医等问题。

  在美中爱瑞肿瘤医院,除了提供病理诊断,他还会参与到多学科团队协作全程诊疗模式(简称 MDT)中,与来自普外科、肿瘤内科、放疗科、放射科、内镜中心等科室专家组成工作组,通过共同会诊讨论达成下一步治疗方案。他或者医院的个案管理师,会为患者详细解读病理报告结果,确保患者的就医体验。 一个医生如果有时间,应该花更多时间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为患者讲解)。 他这样说到。

  在好大夫在线平台上,薛卫成主任主要为患者解答疑问,并针对报告进行解读,或提供一定的咨询建议,包括哪些医生可能帮助到患者等。

  广义上的病理学科,不仅仅包括疾病诊断,还包括疾病的发病机制等。在薛卫成主任看来, 谁掌握了病理,谁就掌握了明天 。

  诸如在医学界赫赫有名的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郎景和院士、曹泽毅教授,他们更是曾经远渡重洋,在海外进行病理科的学习培训,与病理科有着深厚的渊源。 想要在医学之路取得成功的一大基石,便是充分掌握病理。

  但现状则不尽如人意,年轻人不愿意从事病理科工作。一方面,病理科不像其他科室,对于年轻人来说缺少抛头露面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大众对病理科的认识仍旧不足,认为病理科医生收入较低,且缺少发展前景。

  事实可能恰好与此相反。在他看来,病理人才的短缺可能造就的结果有两个:一种可能是行业毁灭,一种可能是病理人才如同 大熊猫 般珍贵。答案可能更倾向于后者。病理科人才的匮乏造成了各个医院的 抢人大战 。

  另一方面,病理学科本身组织形态已经相对较为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为这个成熟的学科注入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传统的诊断更为注重肿瘤是良性抑或是恶性,而随着学科、技术的发展,诊断结果开始涉及到疾病名称细化、检测生物学行为、发现特异性基因变化等等,旨在为临床诊疗提供更多依据。

  病理科正在欣欣向荣蓬勃发展。而全新技术发展,使得病理科工作内容进一步增加。但是病理科的工作又较难以人工智能取代。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才的紧缺局面。

  在他看来,除了大众对病理科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病理科人才匮乏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前准入机制有关:相关政策规定,如果本科是非临床医学专业,而硕士是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专业的话,是没有资格报考临床执业医师的。病理科本身对有着临床医学背景的内外科医生吸引力不强,而对它感兴趣的非临床医学专业背景医生又往往被拒之门外。

  有无临床背景可能会对病理人才带来一定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应当是把好人才的‘出口’这道关口。需要确保他们能够达到合格的标准,而不是在准入方面设置太多限制。 薛卫成主任这样说到。

  而这也让他回想起自己的求学时代。1988 年,他进入到了北京医科大学,在基础医学系学习。当时很多人选择了热门的免疫、生化等领域并出国深造,而他选择了病理科并打算进入医院。在最后一个学年里,他开始在北医病理教研室学习。甚至,那时的他已经有计划地参与到研究生诊断病理学课程中。最终,他如愿以偿进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也即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当时,住院医培养机制刚刚开始。医院愿意放手让他们接触各种疑难复杂病例,甚至也让他们参与临床科室的轮转,了解各个配合部门的工作。那时的他仅仅是本科生。而如今,30 岁左右毕业的医学博士生,临床工作经验往往并不丰富,仍旧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培养。他表示,20 岁,是一个人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最强的时候,在这个阶段进行培训,是最好的阶段。

  人才培养的问题也不只是今天才存在。那时,试图进修获得在职研究生学位的他同样面临困境。由于学位授予归学校所有,临床往往欠缺病理科导师。即便有导师,在培养学生时也往往多以研究为主。最终,他不得不离任前往香港大学攻读学位。在 2005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他才开始了如今的工作。

  曾任《中华病理学杂志》总编辑的郑杰教授,在第一课上提到:I hear I forget; I see I remember; I do I understand. (原句可能来源于《荀子 · 儒效》,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

  一方面,病理科医生应当求变。在面对新知识、新技术时,应当保持接纳、开放的态度。不能让自己陷入到自怨自艾或者自暴自弃的情绪中。在医疗行业里工作的每一天,都应当像年轻人一般怀抱认真接纳和面对外界变化的心态,努力学习一切。

  另一方面,病理报告数据不应当是冷冰冰的。患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来自医生的安慰。与患者沟通,本身是对包括患者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尊重。而救死扶伤,本身更是很多立志成为医生的人的初衷。不能因为仅是出具病理报告等,就忽略个体的人。而这也是当前社会需要改进的地方。

  站在未来的时间点上,再回过头看他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答案或许十分简单。

  那时,在思考将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家族中教书的长辈成为了他的参照对象。彼时在县城上学,成绩优异的他,想要与长辈们一样,成为一名教师。但父亲对他说到, 我们(家族)的老师已经够多了,或许你可以干点不一样的事。现在我们(家族)的医生还很少,或许你可以尝试一下。987605.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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